在2009年英特布兰德（Interbrand） 推出的“全球最佳品牌100强”榜单中，德国品牌达到11个。从厨房的锅炉、锅铲到家用电器；从儿童的玩具到外出代步工具，德国制造已经在全世界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和品牌形象。
但谁又能想到，“德国制造” 也曾经充斥着“山寨货”，也曾有一段不为人熟知的“黑历史”！
一百多年前，“德国制造”几乎是现代俗称“山寨货”的前身：技术落后、工艺粗糙，产品质量饱受诟病。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后来者的通病。德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后发国家，不具备像英国等先发国家的技术优势，因此在占领商品市场方面，往往只能凭借廉价的劳动力，依靠对先进国产品设计的拙劣模仿取胜。德国产品虽然价格低廉，但在向英国这样的工业先进国大量出售产品时，迅速被广大的消费者贴上了低价和劣质的标签。为谋求市场和更高的利润，德国商人在自己的产品上打上“英国制造”的标签，以次充好。
德国产品的低劣离不开当时德国的社会现状。1871年以前，德国还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德意志联邦。1789年，当法国人在轰轰烈烈地搞革命时，德国境内仍有多达314个独立的邦国。各邦在政治上的分裂造成重重关税。一件商品要想出口到国外，必先通过各邦设立的重重关卡，层层加价，这导致商品还没有出口到国外，商人就已因或是支付不起高昂的关税，或是因为价格高昂，而在国外市场丧失竞争力。分裂也导致德国工业化起步较晚，英国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已基本完成工业革命，法国和美国紧随其后，相比之下，德国直到 19世纪三十年代才缓慢地开始工业革命，比英国迟了半个多世纪。世界博览会上，德国制造的产品质量问题暴露无遗。1873 年，一位德国设计师在参加维也纳世博会后写了一封公开信，痛陈德国产品弊端，引起强烈反响。1876年，在美国费城举行的第六届世界博览会上，被誉为“机构动力学之父”的德国机械工程学家弗朗茨·勒洛也承认自己国家的产品质量粗陋，并批评德国工业界当时的弊端——低价取胜，质量低劣。面对这一情况，1887年，英国议会修改了《商标法》，严格规定德国产品必须标明“德国制造”，以将德国劣质产品与英国的优质产品区分开来。但德国商人不乏对策，当时有人发现，一批远销他国的德国缝纫机以次充好，直到消费者买回家后，才在缝纫机踏板的底部发现“德国制造”的标签。
但让人感到惊奇的是，在此后的二十几年间，“知耻而后勇”的德国人积极制定行业标准，不断摸索技术创新，终于一步步逆袭成功。在1893年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德国机床以高精度和优质品质获得了一致好评。
接着，德国制造受到了英国首相张伯伦的赞美，1897年，张伯伦在一份经济报告中罗列出德国的十多种包括服装、化工产品等在内的物美价廉的产品，并称德国钟表“更便宜、更高级、更吸引人”。
德国制造为何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这首先源于德国对教育的投资和高度重视，为德国锻造了一支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在1806年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争中，俄国和普鲁士战败，《提尔西特条约》的签订使普鲁士丧失了大片领土，举国上下元气大伤，陷入了全面崩溃。即使在国内外经济凋敝的情况下，威廉三世依然认为：“这个国家必须用它精神上的力量来弥补它物质上的损失……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手段！”在这场教育现代化改革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两人是哲米乐m6学家费希特和被誉为“德国教育之父”的威廉·冯·洪堡。
费希特将康德的哲学体系运用于教育领域，他首先指出：“教育必须培养人的自我决定能力，而不是培养人去适应传统的世界，不是首先着眼于实用性，不是首先要去传授知识和技能，而是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自我学习的主动性、抽象的归纳力和理解力，以便使他们在目前还无法预料到的种种未来局势中作出有意义的选择，教育是全民族的事，要教育的是整个民族！”在这一启蒙教育思想的指导下，一个遍布全国的公立学校网建立起来，为了贯彻普遍教育原则，公立学校由地方政府负担75%的费用，此外还有国家财政的支持。家庭负担的学费之低，世界罕见：在乡村，平均每人每年1.9马克；在城市，每人每年4.3马克。它最初只是八年一贯制的学校，以后又分为一种四年制的国民小学和五年制的普通中学，一名儿童在十岁读完小学后，至少得在这种五年制中学受完教育，才算完成了受教育的基本义务。
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60年代，整个德意志，首先是普鲁士，逐渐形成了三轨制的中学教育体制，即在学生上完小学四年级（十岁左右）以后，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其他各方面表现分别进入普通中学、人文中学或是实验中学。普通中学的学生毕业以后，进入技校接受职业教育培训，成为一名蓝领技工。九年制的人文中学则根据新的人文主义教育纲领进行培养，虽学费高昂，但学生能有机会进入大学深造。六年制实验中学则强调实用技术性，由于学费也不便宜，往往成为商人和企业家子弟们的一种学校，它集中开办技术、建筑等专业，并为高等技术学校提供生源。
三轨制保证了德国对蓝领技工的培养，有充足的生源。由于进入人文中学和实验中学的学生不到三分之一，普通中学的学生占大多数，因此普通中学又被称为“主体中学”，这一部分学生很早便放弃了上大学，务实地选择一门适合的技能作为自己谋生的手段，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合格后即可上岗。
普通中学的学生在进入技校之后，接受的是“企业实践”与“技校学习”的双元制培养模式。由职业学校、企业、企业协会根据职业的具体技能要求，共同制定并实施培训计划。因此，技校学生每周在学校只上一两天课，却在企业接受职业培训三四天。企业也设立“培训角”专门培训这些实习生。学生最后参加分为理论和实践两个部分的毕业考试。待考试合格以后，学生便可凭借职业培训米乐m6证书持证上岗，德国规定只有通过学徒制培训，并且考试合格取得证书的人，才能被企业聘用为技术员工。一旦成为技术工人，薪水相当可观，德国的蓝领工人工资普遍高于英、法、美、日等国。而高工资有助于留住优秀技工，使之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动力。
直到今天，德国人的教育依然实行三轨制，不过各部分学生的比例有所变化。历史上三轨制也曾多次遭到质疑。最危险的一次是二战结束后，美、英、法在德国的占领者分别按照各自的价值观要求变革德国的教育制度，贯彻民主教育体制的美国和法国要求德国改变分轨制，实行统一的学校教育，而时任德国巴伐利亚州的文教部长洪德哈默认为，实行表面上统一的学校教育并不能保证教育公平。幸好同样实行分轨制教育的英国支持德国的教育模式，才使得三轨制保留下来。
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工匠精神得以保存的基石，因为没有社会保障制度，就不会有德国工人对国家的忠心，也就不会保存那么多具有工匠精神的工人。德国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故乡，也是现今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最为成熟的国家之一。可能会令大多数人意外的是，社会保障制度是“铁血宰相” 俾斯麦基于巩固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和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维护帝国统治的需要而建立的。
一方面，19世纪下半叶随着德意志的统一，第二次工业革命促进了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发展，日益增长的社会财富主要掌握在少数资产者手里，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社会矛盾愈加激化，工人阶级运动正在逐步扩展，逐渐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大批产业工人的工作条件差，工伤事故多，住房拥挤、贫困、失业等问题层出不穷。当时工人每天工作14—18小时，普遍超负荷工作，然而收入却很微薄。由于缺少必要的劳动保护措施，工伤事故频发，造成许多人或受伤或残疾或死亡。资本家“榨尽穷人血汗”“榨掉穷人最后一件衬衫”的作风让工人们恨透了这些剥削者。因此，工人们要求改善生活状况的呼声日益高涨，并发展成为工人运动来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
1844 年普鲁士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成为德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一个推动力 凯绥·珂勒惠支 / 绘
另一方面，美国几乎与德国同时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德国技术工人的高素质，让美国颇为垂青。其一，美国政府发现，通过鼓励“技术工人”和“有专长的人”移民美国，有利于发展制造业，避免与农业劳动力产生争夺。19世纪上半期，美国通过收购路易斯安那、西佛罗里达、得克萨斯等地区，领土面积从 88.8万平方英里迅速增加到395.1万平方英里。但美国劳动力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跟不上领土扩张的幅度。1820年，美国全国人口仅为 964万。到 1860年，美国的人口为3144.3 万，国土面积却超过了770万平方公里。这使得劳动力和熟练技术工人长期缺乏的问题变得十分突出。其二，轰轰烈烈的西进运动，要求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开发土地和矿产资源，同样亟需大量普通劳动力和大批具有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工人。其三，长达四年的美国内战，大量美国适龄青壮年应征入伍，同时因为内战，移民数量也急剧下降，导致矿业、钢铁冶炼、铁路等部门的劳动力更加短缺。奴隶制的结束，留下了一个遍体鳞伤的国家需要重建。重建家园同样迫切需要大量劳动力。因此，美国开始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移民的措施。19世纪50年代，美国西部各州纷纷在欧洲设立移民办事处。1864年，美国政府成立移民局，通过了《鼓励移民法》。这一系列措施对于拥有一技之长，想要拥有美国许诺的一大片土地的德国工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1820—1880年的60年间，合计共有1163.8万人移居美国，来自欧洲的移民高达9805505人，其中：德国3513255人，爱尔兰2970980 人，英格兰2133523人，北欧534580人，俄国及巴尔干国家65129人。在移民当中，男性占50％，其中15—40岁的青壮年占 60％—70％。同时，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技术人员或熟练工人。据统计，在1820—1860年的外来移民中，有技术工人87.2万人，手工业者40.7万人，矿工3.4万人，纺织工人1.15万人。（数据来源于《美国政府的移民政策》）
一方面是风起云涌、动摇社会的工人运动，另一方面美国的移民政策造成了大量德国优秀劳动力的流失。1871年德意志统一以后，俾斯麦更加关注工人问题，为与美国竞争熟练工人，俾斯麦政府为工人提供了养老金、意外伤害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一系列福利保障政策，这些措施后来被称为欧洲福利国家的最早雏形。这些社会保障政策俾斯麦称为“一切历史上的社会改革之花”，德国成为世界上最早通过立法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保险和退休金的福利政策让德国工人提高了工作积极性，虽缩短了工时，却大大提高了工人的积极性和劳动效率，促进了德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德国也从西欧的落后国家一跃成为可以与英、法抗衡的强国，引得欧洲其他国家纷纷效仿。英国于1905年制定了《失业工人法》，1909年制定了《退休法》和《劳工介绍法》；法国1894年颁布了《强制退休法》，1905年制定了《专业保险法》，由此世界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工厂立法”的时代。最重要的是，德国通过这些政策，留住了大批的优秀工人，如果没有这些工人，很难把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德国制造水平的迅速提升，还与德国是最早进行“产学研”尝试的国家有关。早在1806年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争中，普鲁士战败以后，普鲁士王国内政部及教育司司长洪堡在人文主义理念指导下，除了对传统教育制度进行三轨制的改革外，还提出建立一所新大学——柏林大学，这所大学不是对传统意义上英法式的专业高等学校（College）的仿建，而是要建立一所大学（University），这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所谓“大学”，指的就是普遍的、无所不包的、万有的、广博的意思。在德国，大学就一定指的是综合性大学，包含了文科、理科、工科、法学、经济学、医学、社会学、神学等，根据洪堡建设现代化大学的理念，它强调要突破神权束缚，更加自由地进行科学研究。就连国王威廉三世也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大学是科学工作者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
在这一教育模式下，德国培养出了许多各领域杰出的人才，如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普朗克，哲学家马克思、康德、黑格尔、尼采、费尔巴哈、叔本华，历史学家兰克，哲学家斯宾格勒，文学家歌德、席勒，经济学家李斯特，社会学家韦伯，数学家高斯，化学家李比锡等众多世界级的大师。
很难想象国土面积如此狭小的国家，短短一百多年里竟然诞生了这么多杰出的人才。因此当时许多英、法、美等国的学生慕名来到德国求学，将学到的先进知识理论带回国内，运用于工业发展。这一时期，德国大学的科学研究硕果累累，光从在各个领域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便可一探究竟。德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科学研究中心。以柏林大学为科研中心，德国人开始将科学研究成果运用于工业发展，电学、电磁学、热学和光学的重大突破，使得德国率先进入电气时代，摆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后发国家的命运，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这也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充分体现。
最初，洪堡等人倡导的教育观念只是将大学视为单一的纯科学机构，任何其他目标，特别是实用性和功利性的追求都应当严格排除，造成了德国大学的初期发展同社会需求有所脱节。尽管那时“世界科学中心”在德国，而同时期美国的教育家则通过“赠地学院运动”提出了新的教育理念：高等教育应当为社会服务，同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这给予德国以启发。19世纪90年代初，德国科学家发现美国工业品的科技含金量最高，开始明确提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并大力促进应用科学的发展。由于德国有基础科学上的雄厚根基，很快就建立起科学理论与工业实践之间的联系，从而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将世界一流的科学家队伍、工程师队伍和技工队伍结合在一起，领导了“内燃机和电气化革命”，使德国工业经济获得了跳跃式的发展。
“产学研”最有名的当属德国化学领域的三大公司——巴斯夫公司、拜耳公司、赫希斯特公司，其创始人都是大学里的化学教授或者博士生。因为公司建立的时候，化学行业方兴未艾，许多发明需要公司创始人先去学校实验室做实验，成功以后再迅速推广到市场上。
德国人卡尔·本茨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汽车，图为1895年卡尔·本茨驾车与家人外出旅游
德国产学研模式强调德国企业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研究人员共同研发，由公司提供市场上最迫切的技术创新需求，然后反映到高校和科研机构。德国企米乐m6业还承担了德国高校与科研机构的部分研发支出。
产学研模式使高校学生和企业双双受益。德国很多有条件的企业乐于为高校相关专业的学生提供非全职工作岗位并配备指导老师，让他们在企业的实际工作中进行毕业设计，撰写学士、硕士、博士论文。这一合作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人才培养的范畴。学生得以在实际工作中拓展学校知识，积累实际经验，甚而解决就业问题。企业也往往把学生的研究工作纳入自己的研发创新项目中，既可发现人才，也可收获成果。德国企业与高校之间的联系密切，在国际上也可谓独一无二。产学研的合作形式使企业和学校及科研机构的研究产品适应市场需求，给三方都带来了利益，调动了科研积极性，提高了德国制造的科技竞争力，加速了科研成果的转化速度。
或许只有回溯历史的记忆，才能够真正了解今天的世界。德国人严谨认真的天性，并不足以解释德国制造风靡全球的原因。如果没有当年普鲁士威廉三世对教育的重视，没有俾斯麦首创社会保障制度对优秀工人的保留，没有洪堡和费希特对教育制度的创新改革，今天就绝不会出现令人啧啧称赞的德国制造和优秀技工。只有拥有水滴石穿的恒心和耐心，用百年的风雨方能历练出真正的匠人精神。
